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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一天之内一锅端

2019-11-28 06:56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决议:立即封闭妓院。21晚,由北京市政府下令执行。干部、公安人员共2400多人出动,将全市237家妓院全部封闭,450名妓院老板被逮捕,送法院依法审判。1286名妓女被收容。之后,上海、天津、南京、石家庄、郑州、兰州等各大中城市先后采取措施封闭妓院,并成立教养院或工厂,帮助妓女转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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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的默片《神女》

图片 2 解放初,济南解放后,316名妓女经过半年的政治教育、疾病治疗,按每人的学习特长就业安排,重新走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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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的妓女改造工作,一直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多年前,苏童有一部小说《红粉》写的就是这一段往事,还被拍成了电影,其实真实的“红粉”故事,比电影还要曲折。笔者日前来到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警察博物馆,在发现了这些珍贵的老照片和史料,揭开了那些尘封的往事。

《神女》是一部无声电影的名字,阮玲玉主演,影片讲述了一个为了生存和抚养儿子而出卖肉体的“神女”的悲剧故事。影片于1934年上映,被国际影坛誉为中国电影黄金年代的最佳默片之一。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逐步对中国社会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造,其中就包括在较短时间内废除了存在几千年的娼妓制度。对全国数以十万计的妓女及相关行业人员如老鸨、妓院主等进行了各种处理。其迅猛快速,不可不谓一场暴风骤雨。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决议:立即封闭妓院。

青楼汇聚的“八大胡同”

1949年,北平在一夜间封闭了全市妓院,解放了全部“神女”,彻底废除了娼妓制度。

但这项运动在全国并非是统一或者一刀切的。和其他的许多社会改革如土地、婚姻制度等一样,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政策和效果。执行和处理手段等也十分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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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民国时期的北京城,前门八大胡同成为花街柳巷的代名词,据说这八大胡同分别是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祝家胡同,李纱帽胡同。

“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

民国时期中国有着庞大的娼妓数量。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耳曾对巴黎等八大世界都市的注册妓女人数和城市人口的比率作了调查,上海比例最高,为137:1,也就是说平均137人中就有1名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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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娼妓制度由来已久,明清时北平的妓院已有规模,主要集中在前门地区附近的王广福斜街、朱茅胡同、留守卫、石头胡同、百顺胡同、陕西巷、韩家潭、小李纱帽胡同这“八大胡同”。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上海有各类娼妓达5万人,加上其他变相卖淫者,人数高达10万左右,间接赖生者而数倍之。1949年中共地下党为准备接管上海而编写的《上海概况》中,也认为上海娼妓不下10万人。到了1949年8月,民政局认为上海还有娼妓3万人。

11月21日,人民政府用汽车收容妓女。

其实,老北京人所说的“八大胡同”,并不专指这八条街巷,而是泛指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因为在这八条街巷之外的胡同里,还分布着近百家大小妓院。只不过当年,这八条胡同的妓院多是一等二等,妓女的“档次”也比较高,所以才如此知名。

辛亥革命后,北平的妓院迅速增加。1917年,注册妓院达391家,妓女3500人,私娼过7000人。而嫖客多是新上台的权贵,他们志得意满,恣意享乐。

在北京,据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本市妓女情况和处置方针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中统计,北京有各种妓女2000余人,其中挂牌营业的明娼即妓院,共有230户,妓女1421人;暗娼有170家,有妓女近400人;经常跑旅馆、公园、市场、马路拉客的游妓,已查明者100余人;暗门子则数目不详。明妓主要集中在着名的八大胡同:即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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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曾是赛金花“重张艳帜”之处,但也出了小凤仙那样真正的义妓,演绎了一段美人救英雄的佳话。根据《燕都旧事》一书引用的资料:“民国六年,北平有妓院三百九十一家,妓女三千五百人;民国七年,妓院增至四百零六家,妓女三千八百八十人。民国六七年间,妓院之外私娼不下七千人。公私相加,妓女就在万人之上了。民国十六年,首都南迁,北平不如过去繁荣,妓院、妓女的数字也随之下降。民国十八年,北京头等妓院有四十五家,妓女三百二十八人;二等妓院有六十家,妓女五百二十八人;三等妓院一百九十家,妓女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四等妓院三十四家,妓女三百零一人。以上共计妓院三百二十九家,妓女三千零五十二人。”

抗战时期,日军占领北平,战乱饥荒,大批良家女子被逼良为娼,落入烟花巷。三四等妓院的“下处”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大街兴隆街路北銮庆胡同附近的小观胡同和崇文门外大街磁器口南侧的黄花苑东胡同、中胡同、西胡同、九道湾、竹头胡同几条巷内。这里的嫖客多是国民党下级军官、士兵、小商人、车站脚夫、三轮车和人力车夫等。至1949年北平解放前,全市妓院有200多家,妓女1200多人。

对娼妓业的清理,其实在国共内战早期就开始进行。1947年石家庄成为解放军攻占的第一个重要城市。当时市内仍有15家妓院开业,时任市长柯庆施颁布命令称:现石门已获解放,此种邪恶制度自应取消。本市政府为革除荒淫恶习,端正社会风气,挽救妓女跳出火坑,俾其能改业从良,特明令解散各色妓女馆,严禁卖淫制度之存在,所有加予妓女的一切卖身契约,一律宣布作废。此限令全市一切明妓暗娼自即日起停止营业……最终对石家庄的72名妓女进行了教育改造,并帮助这些“新妇女”安排婚姻,不过由于是战争年代,这种改造并不系统,有些人的婚姻并不成功,甚至还有些妓女逃到国民党占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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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当解放军的威武之师进入这座千年古都,欢迎人群中也不乏从妓院跑出来看热闹的妓女、老鸨。她们没有想到新政权将给她们的命运带来突变。

北京模式:一天之内一锅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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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快争取民心,稳定社会秩序,北平新政府优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取缔妓院。3月,北平市政府下发对妓院进行管制的若干暂行条例。5月,市长叶剑英召集政府官员,开会研究清理妓院的问题,叶剑英指示,先把妓院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制定处理办法。

当中国共产党逐渐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后,一系列的社会治理措施也随之开始,不过各地由于情况不同,出现了很鲜明的地方特征。在首都北京,处理十分迅猛。

妇女生产教养院内,接受改造的妓女们在扭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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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如此果断决策,与毛泽东进城后的一次经历有关。

1949年11月21日晚6点,北京市公安、民政、妇联、卫生等部门出动2400名干部执行封闭妓院的决定。这个时间也是有所考虑的,据参与北京妓女改造的内务部社会司的工作人员檀英回忆,当时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副部长雷任民表示,在冬天封闭妓院考虑的是大部分妓女有性病,冬天穿衣服厚,可以免于传染。当时还规定,工作人员不准在前门外一带的澡堂洗澡,如果洗的话要带上灰锰氧消毒。“在妓女的屋里工作人员从来不坐,同她们谈话都是站着,除非是工作需要,她们的东西我们碰到不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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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料里也可以看出,民国时代妓院分成四等,主要是为了征税而划分的,一等“清吟小班”,二等“茶室”,三等“下处”,四等“小下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窑子”。据说妓院的房间很矮小拥挤,跟鸽子笼似的,只能放下一张床及一桌一椅。那里面收容着烟花女子们扭曲的人生。

有关史料记载,5月,毛泽东已入住香山双清别墅。一天晚上,他乘吉普车进了北平城。在一个胡同口,汽车被吵嚷的人群阻断,原来是妓院老鸨正带着一帮打手对逃跑的小妓女拳打脚踢。毛泽东十分愤怒:“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行动由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亲自指挥。当天下午5点,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晚饭刚过,先把各个妓院的老板和领家叫去派出所开会。

经过改造的妓女参加卫生防疫队后给孩子打预防针

新政府宣布立即封闭妓院

7月,市民政局、公安局、妇联等单位联合对全市妓院进行调查,了解情况。市委书记彭真和组织部长刘仁亲自巡视八大胡同,得知连13岁的妓女都染上了性病,更坚定了取缔妓院的决心。

到晚上8点,解放军士兵和公安持枪坐卡车到八大胡同口,下车后堵住所有妓院的门口,并登上房顶,控制最高点。到天亮前,北京所有244个妓院就全部封闭,收容在册妓女1268名。第二天,《人民日报》即发表评论文章:从此,在人民的首都,妓院绝迹,妓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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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27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出席会议代表623人,一致举手通过定都北平,并自当天起正式改北平为北京。两个月后,北京市的第一届人民政府诞生。这届新政府一上任就干脆利落地干了件大事。

以雷霆之势查封妓院

如北京这样在一天之内一锅端,并且一次性集中收容改造的形式,可以称为妓女改造的“北京模式”。青岛、秦皇岛、洛阳、长沙等都是按照“北京模式”来进行禁娼。但“北京模式”并没有被硬性向全国推广,而是允许各地按照情况灵活处理。1950年1月7日,公安部在通报北京市禁娼工作情况时,充分肯定了北京在封闭妓院行动前调查细致准确、行动配合较好、善后工作得当等经验。并明确指出,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北京的办法与经验,只作各地各城市参考,不可机械搬用。

1951年苏州妇女生产教养院里的妓女们在谈接受改造的体会。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决议:立即封闭妓院。

8月9日,北平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们提出了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提案。9月19日,《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出台,决定“先集中力量处理明娼,暗娼另行处理之。对妓女采取集中统一集训,分别处理的方针,对妓院老板和领家,采取取缔政策,除命令停业外,对于罪恶昭彰、伤害人命者依法惩处,对其敲诈剥削非法致富的财产,予以没收;对茶房、跟妈、伙计则一律遣散。”《办法》颁发后,市民政局、公安局、卫生局、企业局、人民法院共同组建了处理妓女委员会。

上海模式:层层推进,帮助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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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上述单位又共同组建了封闭妓院总指挥部。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总局局长罗瑞卿任总指挥。11月21日下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了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7时30分,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立即封闭全市一切妓院的决议案。新任市长聂荣臻庄严宣布:封闭妓院,立即执行!

相比北京,层层按阶段推进的“上海模式”是另一种典型。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最开放的城市,娼妓业的发达和从业者的数量也远超全国其他地方。时任上海市领导陈毅等人认为,共产党进入上海之后,将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没有力量迅速废除娼妓制度。决定采取措施限制妓业发展,促使妓院主帮助妓女转行改业,或通过其他各种手段促使妓女自行转业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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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以雷霆之势指挥这场行动。在出发前,罗瑞卿向行动组成员再次强调六条纪律:一是必须立场坚定,态度严肃,依法执行任务,不得与妓女调笑或受勾引,不得有讽刺、看不起的态度;二是不得接受任何贿赂或任何款待;三是对妓院财物须按规定手续进行登记,不得疏忽;四是不得私自拿取妓院物品或假公济私;五是执行任务应小心谨慎,严防意外;六是服从命令听指挥。

1949年6月解放军攻占上海,同时即着手进行妓院、妓女的重新登记、换证工作,并继续征收花捐,同时劝告妓院主、妓女自动转行改业。7月,上海市公安局发布管理妓女妓院暂行规则。这些措施使上海妓院、妓女数量迅速下降,许多妓院、妓女纷纷退牌歇业或转为私娼。6月有69家妓院停业,234名妓女转业,8月又有128家妓院退牌,300多名妓女转业。到1950年底妓院换证时,解放初领证的800多家上海妓院只剩下156家继续领证,妓女从4000多减至55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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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时整,身着墨色棉制服的管片民警,带领行动小组的同志走进妓院。见管片民警进来,有的老板热情招呼,有的领班点头哈腰,命人沏茶伺候。民警们严肃地说:“你们马上到分局去开会!”这并没有引起对方的怀疑。到了分局的大会议室,被“请”来开会的老板、领家坐在长条椅子上,有的互相点头打招呼,有的聊闲天,有的板着脸一言不发。

在1950-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期间,部分上海妓院的老板、班主被镇压,使得这个行业进一步萎缩。到1951年11月,上海公开领证妓院只剩72家,妓女181人。

11月21日下午5时,在市领导班子诞生的人代会上,市妇联筹委会主任张晓梅宣读了封闭妓院的议案:“……兹特根据全市人民之意志,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张晓梅还没念完,会场上就响起长时间的掌声。当大会一致通过封闭妓院的决议时,又是掌声雷动。新任市长聂荣臻当场郑重宣布:立刻执行这项决议!

“市各界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决议:立即封闭全市妓院!”听到这里,老板、领家们呆若木鸡,他们没有想到,共产党竟要封闭妓院,行动又如此突然。全市妓院的老板、领家无一漏网,其中罪大恶极分子被立即拘捕,押送市公安局警法科。

剩下的妓院有些也在采取措施转业或准备歇业,如着名的夜都会、群玉坊等都购买织袜机,开始学习织袜技术,为歇业转行做准备。在这种环境下,公开的妓院、妓女是难以维系的。早在1949年底,就有记者指出:妓院、妓女在现行环境下,必将自趋没落,自行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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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时整,2400余名干警、27个行动小组、37部汽车,扑向5个城区及东郊、西郊的妓院。卫生部的消毒组带着消毒药水和药品,也同时出动。

然而共产党没有等其自行消失。1951年10月,市政府党组认为根据目前工作情况和政府主观力量,可以进行废除公娼、并打击一部分私娼的行动,决定在上海正式废娼。11月13日,公安局召集72家妓院老板开会,要求他们停止营业,并负责治好妓女疾病和帮助解决妓女生活出路问题。11月16日,市政府党组制定废娼方案,11月19日宣布妓院为非法,11月25日前收容在马路上卖淫的私娼,逮捕私娼主约14人。26日封闭妓院,收容妓女约200人,逮捕一批妓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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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凌晨5时许,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集中拘留了424名老板和领家,收容了1268名妓女。经甄别,被暂时拘留的跟妈、茶房等大多释放。至此,北平的娼妓制度被取缔。

1951年11月25日晚,上海市公安局、民政局、妇联以及部分里弄干部共计200多人,分组包围了剩余妓院,将324名妓院老板及领家等押上卡车送至漕河泾第一劳动生产教养所,实行劳动改造。收容的公娼181名以及部分街头拉客的暗娼320名,则送至通州路418号妇女劳动教养所分别处理。至此,上海娼妓制度正式废除,公开挂牌的妓院成为历史,此后卖淫、嫖娼活动在上海成为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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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院培养自力新女性

但私娼、暗娼并没有绝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娼妓业改造述评》,到1952年夏,暗娼活动死灰复燃,并由隐蔽转为公开活动。嵩山、老闸等区的游乐场所如大世界、先施乐园、大新游乐场等成为暗娼活动的集中地,嫖客以劳工为多,也有少数机关干部和现役军人。

下午5时30分,市公安局就接到了此项命令。封闭妓院的总指挥是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总局局长罗瑞卿,他立即组织了2400余名干部和民警,分成27个行动小组,定于晚上8点统一行动。

《北京崇文公安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妓女们对封闭妓院欢欣鼓舞,收容时坐在卡车上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文记电镀厂经理说:“政府封闭妓院,人人都赞成,妓女们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老板吃的是妓女们的血肉,早就该天诛地灭了!”

1952年9月25日,上海发动第二次妓女大收容,当天共计收容妓女940人。1953年9月,民政局、公安局与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救济分会发动了第三次妓女大收容,以嵩山、老闸等五个区为重点,共计收容554人。

在6点的时候,警方还策略性地把妓院的老板、老鸨们都叫到了公安局开会。开会这种事情过去也常有,所以妓院老板和老鸨们照例去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就是最后一次了。

查封妓院后,市公安局、人民法院组成的审讯委员会审讯处理了老板、领家,罪大恶极的依法判处死刑,其他有的判处无期、有期不等的徒刑,有的处以劳役,个别保外就医、取保释放。市公安局、民政局组成的财产处理委员会没收了老板、领家剥削妓女所得的财产。

第三次妓女大收容以后,上海妓女的收容工作与游民的收容改造工作一并处理,没有再单独进行大规模的妓女收容。此后,民政局、公安局在国庆节、劳动节以及春节等重大节假日前夕联合收容游民、娼妓等,并将暗娼送妇女劳教所收容改造。到1958年上海市政府宣布游民、妓女改造结束,上海市共计收容各类娼妓7513人。

与此同时, 37辆大卡车载着2000多名干部民警,直奔分布有妓院的5个城区及东郊、西郊。卫生部的一个消毒组带了消毒药水和药品,也同时出动。各行动组在妓院房上及附近的胡同口都布置了便衣和武装民警,开始了戒严。每个妓院门口都有民警把守,胡同里有民警巡逻,以防止有人破坏和捣乱。

市妇联、民政局、卫生局组建了妇女生产教养院,原来的“春艳院”等妓院挂上了“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的牌子,昔日的妓女成为学员。生产教养院对学员们进行教育,医治她们的疾病。学员们纷纷揭发控诉老板们肆意打骂、蹂躏摧残、残酷盘剥等罪行。

1949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封闭全市妓院,被收容的妓女集中在妇女生产教养院,接受治病和生产技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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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养院里,教养员启发学员们的阶级觉悟,培养她们的劳动观念,不仅给她们讲劳动英雄的故事,还经常请工人们到教养院与学员们座谈,谈如今的工人如何处处受尊重,让大家认识到劳动最光荣。同时帮助学员们从日常的生活起居开始,练习收拾房间、打扫院子、洗刷厕所、烧开水,逐渐改掉好吃懒做的习惯,努力适应新生活。

治病与改造

8点一到,干部按分工冲入指定的妓院,首先集中嫖客、妓女,然后把伙计、茶房、跟妈也集中起来。少数一等妓院的妓女习惯了金丝雀般的生活,哭哭啼啼,撒泼打滚;多数妓女平时多受老板、老鸨的恫吓,怕被“配给煤黑子”、“配给伤兵”或“去种地开荒”,这会儿听到政府把她们当人看,考虑了她们的今后生路,情绪很快就稳定下来了,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学习结束后,有的学员就留在教养院里,教养院为她们购买织布机、织袜机,建起“新生棉织厂”,学习生产技能,让她们工作有安排,生活有着落。有的被送回家,与家人团聚。有的和对象结婚,政府给操办婚事,帮着成家立业。

观新中国成立后的禁娼历史,查封妓院,宣布娼妓业非法和镇压妓院主是消灭这个行业的第一步,而第二步是妓女改造,这一项工作更加复杂,也容易引发争议。而且在妓女改造方面,各地也有着不同的风格。同样,北京和上海更具典型性,也有一定的不同。

深夜12点,各行动小组按计划把集中起来的妓女,统一送到了设在外二区韩家潭胡同的妇女生产教养院,将她们分别安置到8个教养所;对嫖客逐一进行了检查、登记,经过教育后予以释放;茶房、伙计、跟妈等也由干部进行教育,令其登记,次日取保释放。

走出教养院后,一些学员进入被服厂、地毯厂等单位,从事手工业劳动,开始新生活,走向新人生。一些学员后来还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有的还入了团、入了党,当了干部。

在北京是设立妇女生产教养院然后统一改造。教养院下设8个分所,集中在八大胡同的两条胡同:韩家潭和百顺胡同,指挥部就在原八大胡同的春艳院。教养院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公安站岗。妓女被收容以后,不再用艺名称呼她们,而称为学员或姐妹。

第二天凌晨5点多,一夜之间,全市224家妓院已全部完成封闭。整个过程中,行动指挥部先后共下达了6次命令,对统一行动的时间、分工、政策等都做了详细而明确的指示。

取缔妓院,废除千年娼妓制度,赢得社会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普遍赞扬。当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封闭妓院的决议,报道了封闭妓院的经过,发表了《解放妓女》的短评。11月23日,又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千余妓女开始新生活,正组织学习改造思想》《欣闻千余姐妹跳出火坑,首都各界妇女万分兴奋》等文章。北京被服厂的女工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女同学纷纷写信,表示坚决拥护政府的行动,并给学员们送书,鼓励姐妹们好好学习,成为自强自立的新女性。

头一天下午刚通过的决议,第二天早上就已经在汇报执行结果了!11月22日上午,总指挥罗瑞卿向代表们报告了执行大会封闭妓院决议的结果:集中拘留了424名老板和领家,收容了1268名妓女,“集中工作很顺利,秩序良好”。

《中国人权发展50年》铭记了这一历史成就:“1949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率先作出禁娼决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这种在中国延续三千多年、严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和尊严的罪恶渊薮绝迹。”

消息传出,首都百姓无不拍手称快。新成立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办的这件事,说起来不算大,但它更像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新中国新首都的新面貌。

教养院里的新生

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的指挥部就设在八大胡同的春艳院,下设8个分所,集中在八大胡同的两条胡同:韩家潭和百顺胡同,任务是教育改造妓女,将她们变成社会普通劳动者,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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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改造这些学员,教员们首先组织开展老鸨、领班控诉大会,归还属于学员们自己的个人财产,为他们找寻家人,把孩子接过来同住,并且不再称呼她们妓女,统称为学员。这些实打实的措施安抚了妓女们的情绪,得到了她们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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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问题解决了,还要解决她们的身体健康问题。经检查有95%以上的人患有性病。市政府就组织了北大医学院、性病防治所等单位给学员们治病。当时的情况,盘尼西林是对抗细菌最好的特效药。在解放初期困难的情况下,政府还是拿出了一亿元,用于购买盘尼西林。在医生细心治疗下,她们的病逐渐治好。妇女学员们在教养院学习新技能,穿朴素的衣服,慢慢地改掉了从旧社会带过来的坏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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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院还组织妓女看曹禺的话剧《日出》。在幽暗的剧院里,许多学员都哭了,因为故事里有她们的生活。观剧之后,教养院组织小组讨论,学员们开始抹着眼泪主动诉说自己的身世。

最难改造的是“头等妓女”和“二等妓女”,她们人数多,风华正茂,有点文化,学过吹拉弹唱,接待的都是达官贵人、资本家、美国军官之类的中上层人物,收入颇丰。对她们来说,仿佛无苦可诉。

据作家柯岩回忆,教管员们从三四等老病学员中请了一些人来和她们谈心。老妇们先对她们发出赞叹:姑娘你好漂亮!接着顾影自怜一番:谁没有过花一样的年纪呢?然后说:不错,姑娘们现在是有模有样,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你们能年轻多久?“你知道八大胡同当年有个喜连红吗?--那就是我。”原来这些老妇都是当年在八大胡同红极一时的名妓。她们回忆起当红时的风光和得病之后沦为四等妓女的惨痛,号啕大哭。

除了教养院,社会上许多组织和个人也前来帮助学员进行改造。剧作家洪深亲自给她们排戏《千年冰河开了冻》,为了一句台词的语气,一个手势的高低,累得寒冬腊月里满头大汗。因为出色的表演,有好几位学员后来都被国家剧团吸纳为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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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改造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到1950年6月底,有505个学员结了婚,374人回乡参加生产劳动,21人参加中央防疫队,13人考入艺术院校,还有人去工厂做工,她们像普通人一样走入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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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底,北京的禁娼运动落下了帷幕,全国各大城市相继开始了改造妓女的行动。曾经在中国绵延3000多年的娼妓现象被彻底铲除干净。通过政府的引导改造,千万受难的姐妹们从此站起身来,去迎接自己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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