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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反应和处置措施,潜入河内追杀汪精卫

2019-08-31 02:26

原标题:军统刺杀汪精卫,为何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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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日本决定撇开蒋介石,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0月,汪精卫发表谈话,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11月中旬,双方代表在上海重光堂签订密约,并拟定汪精卫从重庆出逃。 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10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 日本政府得知汪精卫出逃后,提出了所谓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12月29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翌日,汪精卫建议日本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 蒋介石下令追杀汪精卫 1939年元旦,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同时要求抢在汪离开河内到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杀掉。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马上行动。尽避军统在暗杀方面轻车熟路,但对这次在国境以外组织暗杀没有把握。为此,戴笠亲偕军统特务陈恭澍等人飞往河内,并任命陈为行动组组长。 戴笠带亲信秘书毛万里在香港建立了调度指挥中心,昼夜坚守。而且在派陈恭澍前往河内的同时,还曾瞒着他秘密到河内安排。 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此人思维缜密,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曾任戴笠贴身警卫,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曾是军统元老,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能讲法语,赴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18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陈恭澍对其考察了一番: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撤离十分有利。 在军统磨刀霍霍的同时,汪精卫却有些孤独和失落。1939年1月4日,日本近卫内阁辞职,继任的首相平沼骐一郎对和平运动不感兴趣,这让汪精卫感到从未有过的惆怅和迷惘。他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散步。他后来写道:脱离了重庆,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能带。 陈恭澍等人在河内一直在做着准备,但戴笠告诉他们:没有蒋介石的制裁令,不可轻举妄动。因为蒋对汪还抱有一丝希望,他会有一天幡然悔悟。为此,蒋介石派原改组派成员谷正鼎赴河内,对汪进行游说。汪精卫对蒋介石本来就没有抱什么希望,断然拒绝了蒋介石希望他回去的请求。谷正鼎无功而返。 谷正鼎一走,汪精卫就对陈璧君、曾仲鸣说: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要消灭我们三个人。 3月19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戴笠从重庆给河内的陈恭澍发去急电: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恭澍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策划中。 汪精卫侥幸逃脱 3月20日上午9时,陈恭澍正在研究行动方案,突然接到报告,说汪精卫全家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陈恭澍决定携带上武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910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 3月21日下午4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等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两次刺汪机会错过,陈恭澍很懊恼,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11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6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时,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警探终于放行。 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陈恭澍对行动作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以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4人飞身上楼。汪宅的人被惊动了,厨师何兆开门张望,郑邦国抬手就是两枪,伤及何兆左脚,并吼道:谁再出来,老子的枪不认人!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特务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反锁了。根据陈恭澍的回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发现屋里一男一女,便对准床下的男子开枪,三发子弹均击中此人腰背,但无法进入房间,以验明正身。随后,王鲁翘招呼特务们撤离。 此时,在福特车里的陈恭澍极为紧张,不知道行动是否成功。见王鲁翘出来,也来不及等其余人上车,便驾车飞驰而去。不久,唐英杰和陈布云也先后回来了,但其余3人被河内警方逮捕。 凌晨4时50分,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陈恭澍一下子从头凉到了脚。 此时,戴笠命令陈恭澍立即返回重庆。陈恭澍离开河内后,在河内的军统特务继续寻机刺汪。大特务余乐醒想了一个办法,将一种毒药放在一个小鞭内,其中散发出来的气体可以致人于死地。他费了很大劲,将小鞭放入汪宅的浴室里,但仍未能伤及已提高了警惕的汪精卫。另一个大特务曹师昂,曾和法籍妻子打扮成记者模样去汪宅探路,准备日后下手,但都未成功。 对于刺汪行动失败,军统方面后来总结原因,均认为根本症结是情报不准确,误将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实际上,因为汪精卫为人狡猾,行动诡秘,白天多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去别的房间睡觉。刺汪行动组误以为北面大间为汪精卫的卧室。 汪精卫死心塌地投靠日本 陈恭澍回到重庆后,戴笠始终不见他,即使两人进入防空洞中,也视而不见。两个月后,戴笠才召见陈,任命他为军统局代理第三处处长,到上海去主持工作,因为在上海,军统在与汪伪76号汉奸特务的较量中节节败退,希望他去力挽狂澜。戴笠还说,到上海后,要继续对汪实施制裁。 河内枪声宣告了蒋汪的彻底决裂。汪精卫决心死心塌地投靠日本。 3月27日,汪精卫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披露了1937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听取外交部次长徐谟的报告,讨论德国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平条件。蒋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精卫以此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自己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逃离河内,建立伪政权 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颇不满意,对戴笠有所指责。戴笠此后又接连策划暗杀行动,但连续五次皆以失败告终。 在日本方面,1939年3月22日,日本驻河内总领事馆就刺汪一案向日本政府作了详细报告。日本政府内原来极力主张招降汪精卫的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等人四处游说,向当局施压。日本政府决定派影佐祯昭等人前往河内,将汪精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登上了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后转移到了日本货轮北光丸上,于5月6日抵达上海。同月,汪精卫赴东京,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乞求建立伪中央政府。年底,汪精卫和日本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 1944年11月10日,巨奸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11月23日安葬于南京明孝陵前的梅花山。1946年1月,国民党当局下令炸开汪精卫的墓,将汪的棺材遗骸运往火葬场火化。何立波

对于汪精卫叛国降日的原因,有很多种说法。有些人认为这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导演的一出“双簧”,汪精卫受了蒋介石的密令,委身敌营来到日本人中充当和战使者。冯玉祥在他的《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一书中也认同这种看法。

汪精卫逃离重庆的行为以及他所发表的电文,立即受到中国共产党人以及社会各界的一致声讨,各战区的将领和各省府的官员也都纷纷通电谴责汪精卫“谬论谬辞,为敌张目”。

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10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

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柏生以及许多人乘坐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交给他甚么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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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得知汪精卫出逃后,提出了所谓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12月29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翌日,汪精卫建议日本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

连日本人都在怀疑,汪精卫出逃不过是一个骗局。

宋庆龄斥责汪精卫是“国家叛徒”;何香凝斥责汪精卫“不特民族气味全无,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要求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

蒋介石下令追杀汪精卫

“汪精卫和蒋介石是互相勾结在一起的.和平运动不过是缓兵之计,是一个企图松懈要粉碎中国全面抗战的帝国陆军决心的诡计”

海外华侨纷纷捐款设立了“缉汪基金”,宣称对诛杀叛国者悬以重赏。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则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致电同胞,其犀利言辞顿时震撼全国:“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

1939年元旦,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同时要求抢在汪离开河内到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杀掉。

甚至有人还怀疑,汪精卫出逃是蒋介石刻意打击政敌的一次政治手段,汪精卫是中了蒋介石的计并无法脱身,只能假戏真做含冤而终。

汪精卫事件初始,蒋介石曾下令封锁消息,幻想汪精卫能够有所改变。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马上行动。尽管军统在暗杀方面轻车熟路,但对这次在国境以外组织暗杀没有把握。为此,戴笠亲偕军统特务陈恭澍等人飞往河内,并任命陈为行动组组长。

汪伪集团里的大汉奸褚民谊在关押期间就曾说过:“有人处心积虑,想把一只臭马捅套在汪先生头上.这次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经动了手,就决不会轻易放过了”。

即使在汪精卫公开发表通敌电文后,蒋介石还是想留一条生路好让汪精卫“幡然悔悟,重返抗战队伍”。及至知道汪精卫不会再回重庆,蒋介石仍派人劝告汪精卫“勿公开主和,表示与中央异致,免予敌人以可乘之机”。

戴笠带亲信秘书毛万里在香港建立了调度指挥中心,昼夜坚守。而且在派陈恭澍前往河内的同时,还曾瞒着他秘密到河内安排。

汪精卫叛逃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已经有许多论述的著作,角度也不尽相同,但结论大多是一致的,就是蒋介石对于汪精卫的出逃事前一无所知,并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将汪出逃的影响降至最低。本文主要是从《蒋介石日记》的记叙出发,从蒋介石对汪精卫叛逃的看法、所采取的策略来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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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此人思维缜密,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曾任戴笠贴身警卫,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曾是军统元老,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能讲法语,赴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18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根据与日本达成的“日华协议记录”所拟定的计划,偕陈璧君、曾仲鸣等人逃离重庆,飞抵昆明,与先期到达的周佛海、陶希圣会合。次日,在龙云的帮助下潜入越南河内。当月31日,汪精卫在香港《南华日报》发表《艳电》,公然响应、拥护日本22日发表的旨在灭亡中国的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迈出了叛国降日当汉奸的决定性一步,这就是汪精卫叛逃事件的大致经过。

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后,蒋介石派人携带护照和巨款去河内,再次劝说汪精卫“在政治上不要有进一步的行动”,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伪政权,“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陈恭澍对其考察了一番: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撤离十分有利。

汪精卫12月18日秘密逃出重庆,来到云南并准备前往越南一事,蒋介石是12月21日才知道的。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蒋介石最初的反应是“痛惜”,当时并未确定汪精卫就是叛国降日,只是心里有所预感,希望他能尽快回头。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遭到了汪精卫的断然拒绝。

在军统磨刀霍霍的同时,汪精卫却有些孤独和失落。1939年1月4日,日本近卫内阁辞职,继任的首相平沼骐一郎对“和平运动”不感兴趣,这让汪精卫感到从未有过的惆怅和迷惘。他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散步。他后来写道:“脱离了重庆,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能带。

“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借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辈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望其自觉回头耳。”(1938年12月21日)

蒋介石终于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在他的授意下,国民政府军统局在河内成立了工作组,军统局局长戴笠亲临河内指挥布置。很快,河内工作组侦察到了汪精卫的住所:高朗街二十七号。

陈恭澍等人在河内一直在做着准备,但戴笠告诉他们:没有蒋介石的“制裁令”,不可轻举妄动。因为蒋对汪还抱有一丝希望,他会有一天“幡然悔悟”。为此,蒋介石派原改组派成员谷正鼎赴河内,对汪进行游说。汪精卫对蒋介石本来就没有抱什么希望,断然拒绝了蒋介石希望他回去的请求。谷正鼎无功而返。

12月22日,日本发表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与汪精卫出走遥相呼应。同时,蒋介石也从龙云哪里了解到了汪出走的真正目的,开始斥骂汪精卫是“无廉耻之徒”,并思考如何降低汪出走的影响。

军统特务们决定对这里实施突然性强袭。这次于深夜开始的行刺行动,由于弄错了房间致汪精卫的心腹成员曾仲鸣夫妇当场丧命,而汪精卫本人躲过一劫。

谷正鼎一走,汪精卫就对陈璧君、曾仲鸣说:“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要消灭我们三个人。”

党国不幸,乃出此无廉耻之徒。无论如何诚心义胆,终不能当其狡诈奸伪之一顾,此奸伪之尤者也。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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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戴笠从重庆给河内的陈恭澍发去急电:“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恭澍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策划中。

一、接龙志舟(龙云)电称,汪临行时明言与敌倭有约,到港商洽中倭和平事件,不料其糊涂卑劣至此,诚无可救药矣。

军统的行刺也使汪精卫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与所有谴责他声讨他乃至要置他于死地的人已经不共戴天,今后他只有依靠同样令他惴惴不安的日本人了。

二、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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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日肝气旺盛,骄矜之态渐起,应特戒惧,以免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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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汪去后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

汪精卫是早期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志士之一,又因刺杀摄政王载沣一事在国内外暴得大名,在国民党内也是排名前几的大佬,如果不处理好汪精卫事件,不仅会降低蒋介石在党内的威信和统治力,甚至可能造成国民党派系分裂和全国统一抗战路线。

在经过两天慎重的考虑之后,蒋介石终于做出了处理汪精卫出走事件的处置方式。

一、派人立即通知英美大使馆,称汪精卫“并未获得授权去向任何人谈论和平问题;中国不仅不会考虑日本人的和平条件,而且正在积极准备付出更大的努力继续进行抵抗”,向英美表明抗日的态度,避免因汪精卫出走影响了争取外国援华制日的外交策略。

二、公开发表声明,斥责日本人意图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也是向汪精卫一行人表明态度,间接劝其迷途知返。

“灭亡中国之计划与工具已经一切齐备,其侵略并吞之手段与心事已毕露无遗,所缺者只待中国受其欺蒙、受其威胁而向之屈服,上其圈套罢了。事实已经明白显露到这个地步,如果我们还要想在虎颔之下苟求余生,想以和平妥协的方法求得独立平等的生存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蒋介石《揭发倭寇阴谋昭告世界》)

三、表明汪精卫出走是其个人行为,并无政治意味,同时动员报纸舆论不要为难汪精卫等人,避免过激言论将汪精卫逼上不得不降的境地。

“汪先生此次离渝转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此行不仅与军事委员会无关,即与中央与国民政府亦皆毫无关涉… …故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

12月27日,蒋介石还亲自致电香港《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希望对于汪的有关舆论,“宽留余地”,又秘密指示各报纸停止“停止讨汪肃奸”

四、通过各种途径联系上汪精卫,让汪“勿公开主和”,“勿与中央断绝关系”。如果不愿意回国的话,可以给其前往欧洲的护照,让他飞往欧洲,“勿住香港,但不妨赴欧”。

从上面四个处置措施,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对汪精卫出逃是否降日是持保留意见的。处置措施主要是对外表明国民政府坚定的抗日态度以求得国际援助,又不逼迫汪精卫,希望劝其迷途知返。

可惜的是,汪精卫并没有体会蒋介石的一片苦心,而是一意孤行,在12月31日发布了响应近卫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艳电,公开承认卖国投敌条件,这让蒋介石尤为愤怒。

本日见汪响应近卫宣言之明电,其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诚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1938年12月31日)

对汪精卫公开叛国降日的行为,蒋介石虽然非常愤怒,但汪精卫此时并未有实质性的行动,蒋介石认为汪精卫还是可以争取的,因此在对汪精卫的处置上还是留有余地。

1939年元旦,蒋介石召开国民党内部会议,就对汪精卫叛国问题进行讨论。会上最终通过了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除其一切职务的决议。但是在蒋介石的建议下,并没有对汪精卫发出通缉令,留有一线余地。

1月20日,在知道汪精卫有前往欧洲的意愿之后,蒋介石马上指示外交部做好护照,并派和汪精卫关系密切仍保持联系的谷正鼎将护照带至越南河内,但被汪精卫拒绝。

这次行动的失败,让蒋介石彻底认识到汪精卫叛国降敌已是无可挽回,“今日之汪精卫,其罪恶较之民国三年王金发降袁卖友为更大,王则卖友,而汪则卖国”,决定正式将汪精卫当成叛国分子来处理。

蒋介石先是派遣军统特务到河内去刺杀蒋介石,没想到误中副车,误杀了曾仲鸣,而让汪精卫逍遥法外,并加强了戒备。刺杀无果以后,蒋介石只能将汪精卫叛国的事实公之于众,拆穿其“汉奸”的面目,并正式下发通缉令。

令文曰:“汪兆铭违背国策,罔顾大义,于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潜离职守,妄主和议,并响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挠大计...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与敌往还,图谋不轨。似此通敌祸国行为,显属触犯惩治汉奸条例...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

从12月18日汪精卫出走河内到31日出表艳电公开降日,蒋介石从“痛惜”到斥骂汪是“无廉耻之徒”,尽了最大努力挽回无果后,不得不将汪精卫作“汉奸”论处,下令全国通缉,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汪精卫叛国降日一事事先是不了解的。汪出走之事给蒋介石带来巨大的影响,他在劳心焦思之下,才想出了处理的方法,将事件影响降到最低,中间虽然出了误杀曾仲鸣一事,但蒋介石的处置无疑是积极的、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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