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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为什么迁都重庆,抗日战争时期沿海沿

2019-08-26 17:21

原标题: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为何大规模轰炸中国大学

内容提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政府和广大的爱国工商人士及民族资本家,为了支援抗战,保存中国的近代工业,共同发起组织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经济内迁运动。内迁的目的地主要在西部。少数民族聚居的云、贵、川、湘、桂、鄂、陕、甘、宁、青、新等省,战时在经济的发展方面受到了积极有益的影响,但同时也暴露出中华民国政府在开发西部的战略上存在不足和局限。这段历史给21世纪的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关键词:抗战时期;经济内迁;西部民族地区;影响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0)04-098-08

原标题:西南联合大学是如何成立的

问题:中华民国为什么迁都重庆?

中国人远走他乡的时候,携带着他们能带走的一切。


抗日战争高校内迁中,最先迁徙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

回答:

日军发动进攻武汉的作战后,继上海的民族工业大迁徙后,中国倾尽举国之力的又一场大迁徙开始了,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四川。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中华民国政府决定采取以持久消耗战略为中心内容的抗日军事战略。在西北和西南等后方建立基地,构成这个抗日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沿海沿江等地的工矿企业和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及文化团体,为了支援抗战,保存中国的近代工业和高等教育及科研的精华,冒着日军的炮火,冲破日军的封锁,以巨大的人力物力价价,组织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经济文化内迁运动。中国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贵州、广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和湖南、湖北的西部及四川、陕西的一些地区,战时在经济文化的发展方面受到了积极有益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经济方面进行论述。一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国的近代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广大的内陆地区工业经济基础十分薄弱。1937年,中华民国政府经济部登记注册的3935家工厂(不包括矿场,但包括公用事业和兵工厂)中,有1235家(占30%)设在上海,2063家(占52%)设在沿海各省,637家(占17%)设在内地(注:参见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92页,三联书店,1961年;《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七七事变以后,尤其是八一三后,东南沿江、沿海一带迅速陷落,全国工业基地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据统计,纺织业损失70%,面粉业损失60%,机器造纸业损失84%,国防制碱业损失82%,火柴业损失53%,盐酸制造业损失80%;全国6344家工厂,损失60%(注:参见忻平:《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第5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看到内地工业落后,社会生产力较低,而军需民用方面的需求却大幅度上升,中华民国政府和广大爱国工商人士及民族资本家,乃共同发起组织了国营与民族工业大迁徙。工业迁徙的目的地最初定在武汉。早在1936年,隶属于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即拟定了工业化的五年计划,把两湖和江西作为工业建设的重心,并开始设厂,生产钢铁、重型机器及无线电和电气设备。内迁开始以后,共有数百家民族工业冒着日军的炮火,从上海等地迁往武汉。仅在上海一地,即有150家工厂、1.38万余吨设备、2300多名工人(注: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时期民营工厂的内迁》,第5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关于从上海迁出的民营工厂、工人和设备的统计,还有其他几种略有差异的说法。如刘国良《中国工业史近代卷》认为迁出146家,占上海原有工厂10%;运出机件14600多吨;迁走技术工人2500余名(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381页)。)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之下冒险迁出。然而随着战火的不断扩大和日军的步步内侵,资源委员会不得已改变计划,将其工业建设重心由两湖和江西逐步转移扩张到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河南、陕西、安徽和西康等省,中华民国政府亦计划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西藏和西康等内陆省份建造后方根据地,并于1938年初提出《非常时期经济方案》,决定将西南和西北作为后方建设重点。其中工业建设的重点后来明确放在西南,其地域以四川、云南、贵阳、湘西为主(注:《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林建曾《国民政府西南大后方基地战略思想的产生及结果》,载《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并指令以四川、贵州、广西及湘西为内迁厂矿的主要地区。中华民国政府选中西部地区作为后方建设基地,除了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以外,亦因这些地方工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而在大后方的开发和建设的战略布局上,之所以采取以西南为中心,先西南后西北的顺序,是因为西南有着相对发达的农业和战时交通线及较好的人文文化背景。同时,以四川为首的西南各省对沿海沿江经济重心的迁移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热烈的欢迎。四川、云南等省多次派代表到上海、汉口等地做劝说工作,并在工厂选址、税捐、运输等方面予以方便和优惠。在各方面的配合下,一场规模空前的产业、人才、资金、市场的由东向西的再次转移发生了。从1938年7月开始到1940年左右,以一些关键性的工业企业和军事工业为主体,各业工厂大致分成三路,分别迁到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广西和湘西等地。据不完全统计,除了国营工业企业以外,共有623家私营工厂搬到后方,并有3/4最终复工(注:刘国良《中国工业史近代卷》认为从上海、武汉迁出的工厂为452家,迁移物资达9万多吨。)。四川省迁入的工厂数最多,达254家。湖南次之,经政府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的即有121家(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湘西),占该处协助迁工厂数的27%。陕西和广西迁入的工厂亦不在不少数,经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往两省的,即分别达27家和23家(注:此处依据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时期民营工厂的内迁》一书的统计。另据刘国良《中国工业史近代卷》的统计,从上海、武汉迁出的工厂中,有250家迁到四川,有121家迁到湖南,有25家迁到广西,有42家迁到陕西。)。云南和贵州迁入的厂矿企业共23家。此外还有少量企业迁到了鄂西和西康。四川省不仅迁入的工厂数最多,迁入的机器设备也比较先进。云南和贵州两省迁入的多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其技术和设备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迁往陕西的工厂以纱厂和面粉厂居多。迁往湘西和广西的工厂企业包括机器、五金、化工、电器、纺织、印刷、面粉等众多门类,资本规模大小不一。在沿海沿江经济重心向西部地区迁移的过程中,以资源委员会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有关部门通过独资、合资等多种形式,在大后方举办新的工矿企业,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之下,不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陕西等省建立了一批新的企业,较为偏僻的甘肃、青海和西康也创办了一些厂矿企业。据统计,战时政府军政部等七部门在广西独营的企业即有16家,与桂省合营的企业有5家;在贵州,仅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直接投资的企业,1943年即达25家(注:周春元等主编:《贵州近代史》第31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

平津沦陷后,这所著名高校决定在湖南长沙联合组建新校,名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以及国民政府教育部代表、原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为筹备委员。

蒋介石在处置韩复榘这一问题上,是做出了政治牺牲的,韩复榘虽然抗命逃跑丧师失地,但显然在抗战初期这类情况并不鲜见,大多以撤职查办了事。所以世人皆以蒋介石有公报私仇之嫌,其实韩复榘必死的大半原因,是试图勾结刘湘阻止国民政府和中央军入川,在当时的情况下足以令蒋介石一身冷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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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的迫近和封锁下,三所高校迁出时携带的图书和科研仪器并不多,但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四个月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便开学了。

韩复榘私密联络的不仅有刘湘,还有在华北手握重兵的宋哲元,其计划是刘湘的川军封闭入川道路,宋哲元引兵退至潼关附近,他自己的部队撤到襄樊和南阳一线,然后联名通电反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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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马当要塞失守,国民政府即刻下令拆移武汉的工业设备。工人们喊着号子,把从上海运来的沉重设备拆卸搬运,再次转上船只或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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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应钦主持“川康整军会议”期间,面对蒋介石准备将川军中央化的企图,刘湘曾经说过:“我如果要干的话(川军反蒋)就是天也要打一个洞”。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民族大义面前,刘湘终于没有行动,功德无量。

“四川王”刘湘的抗日态度是坚决的,但是不情愿国民政府和中央军入川也是内心真实写照,因为那将意味着他的老巢不再姓刘,因此对韩复榘的态度颇为暧昧。密报这一阴谋的正是宋哲元,这也是宋哲元后来在四川病重时蒋介石既往不咎特别关心的原因,但韩复榘拥川独立的计划是不能公开的,一方面缺乏必要的证据支持,一方面很容易引起川中各界不明真相强烈反弹,国民政府的西迁必将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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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

所以在得到戴笠军统的情报佐证之后,蒋介石不动声色的发表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鼓励其率川军主力出川抗日,刘湘本人抱病到达武汉,川军开赴南京前线,而大量川军的外调才为国民政府中央各部门进入陪都重庆铺平了道路。

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就考虑过迁都的问题,毕竟南京距离淞沪战场实在太近了,一旦淞沪有失,南京必然不保。当时选定的陪都共有三个城市:洛阳、兰州和重庆,综合各方面条件分析,显然重庆是最安全和最合适的,唯一存在的问题就是川中军阀的态度,虽然蒋介石自1935年起便利用追击长征部队的机会,以为借口不断将中央势力渗透进川,但中央军部队在四川仍然数量很少,如果刘湘领衔抗拒国民政府入驻重庆,还真是个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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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军阀王瓚绪)

顶着舆论压力不公布韩复榘的阴谋,只追究其战场抗命一责,不仅给刘湘留足了面子,也便于团结韩复榘旧部、川军和宋哲元部队一起继续抗日,蒋介石可谓用心良苦。其实1937年11月20日日寇逼近南京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已经正式宣布迁都重庆,但是由于上述原因以及重庆不通铁路,国民政府的大部分机关只撤至武汉办公,作战指挥中心的“军事委员会”也架设于此,武汉实际上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刘湘及其他川军将领能否保证国民政府顺利入川,仍然是蒋介石非常担心的问题。

1938年1月20日,刘湘在汉口病逝,国民政府为其举办了隆重的“国葬”,蒋介石认为四川已是群龙无首,决心彻底控制四川迁都重庆,随即连下数道命令:撤销刘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和四川省主席职务;撤销川康绥靖公署机构;以张群为四川省主席。结果遭到川康实力派的联名反对,认为刘湘甫死,蒋介石以嫡系张群接川省主席实属“趁火动劫、意图宰割”。蒋介石震惊之余,再换以顾祝主持川政,留守四川的17名川军旅长再次联衔反对,同时成都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四川保安司令王陵基更是扬言:“顾祝同如敢飞成都,当以大炮在机场欢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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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无奈了,深知川事不可操之过急,乃同意四川军头们的请求,以川军出身的王瓒绪代理四川省主席,作为交换条件,国民政府各机关全部开始迁移重庆,同时调动嫡系第18军等中央部队进驻重庆周边,确保陪都安全。不久以后,王瓒绪又被蒋介石派康泽拉拢过去,开始密报四川各军头对蒋介石的不满及活动,被激怒的四川军阀又联合起来反对王瓒绪,甚至调遣部分军队陈兵成都周围,大有一言不合就跟重庆开战的架式,蒋介石再次妥协,撤销王瓒绪职务而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身兼任一省主席,充分说明了四川的重要性和局势的复杂性。

除了一些工厂沿陆路迁至湘西、湘南、广西、云南和贵州等省外,大部分则沿长江水路向着重庆溯江而上,宜昌因此成为最繁忙的中转站,江边的工业设备堆积如山,而江中轮船、木船和小型拖船在船工的号子声中前后衔接,昼夜航行。

南京沦陷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迁徙,目的地是云南昆明。

经过三年多的分化瓦解,直到1941年蒋介石才搞定川康实力派,当年11月15日明令张群为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主席,四川的“中央化”经过艰难的历程后终于实现,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地位得以巩固,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提供了可靠的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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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前期日军疯狂进攻,没多少天的时间已经打到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将政府迁往重庆。

为什么是重庆呢?全国这么多个城市,为何单单选择重庆作为陪都呢?各人分析后有以下几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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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

重庆是山城。因地形独特的关系,可以在连年战火中坚挺下来,不得不说山多是功劳之一。因为重庆山多,而且几乎全是层峦叠嶂的高山,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国军队在空中上的劣势,使得受炮火攻击的压力大大减少,这也是为什么能在这么艰苦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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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

扼守交通要道。重庆位于我国西南部,长江的上游,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东南有武陵山,南有大娄山,同时紧挨着四川盆地,是其门户,占尽水陆交通的优势,很多物资都能快事运抵重庆。相比之下,比重庆防守系数高的城市,没有重庆便利,这个看成都;比重庆交通好的,确没有重庆防守系数那么高,这个武汉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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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

地理位置。不会太深入,也离主要战场相对较远。在抗战期间,既不会给人一种退守偏安的感觉,也不会至政府于战场之侧。选择重庆的目的,就是借助地理位置,告知百姓,迁都是战略上的需求,并不是国民要放弃抵抗而造成的,给予人民百姓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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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被日寇攻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继续顽强抗日。为什么要选择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呢?我认为有以下四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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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重庆经济水平高、工业基础好,人口众多,适合做国都!重庆虽然位于西南地区,但是它处在长江中游,口岸开放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基础雄厚,周边战争资源多。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有稳定的稅收,能维持政府的运转,维持军队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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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重庆易守难攻,可以保证日寇不能轻易攻破重庆!重庆号称山城,境内多丘陵和大山,又有长江天险,不利于日寇的机械化部队长驱直入。重庆东面还有两湖可以作为缓冲,只要拒敌于长沙以东,那么重庆就是安全的。就算日寇攻占了长沙,再向重庆进发,因交通不便,国军沿途狙击,国民政府也可以从容撤走!日寇陆军无法攻入重庆,就派空军轮番轰炸重庆,不过重庆挺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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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四川的人口、资源较多,可以支撑全国抗战!西南三省中四川省人口最多、经济最为发达,人民最为善战,国民政府迁都四川省的重庆市,就可以充分调动四川的资源支撑全国抗战。如果迁到甘肃、贵州、云南等地,则资源不足,不能支撑全国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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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四川的军阀虽多,但是派系林立,有利于国民政府整合四川!四川军阀大小数十支,彼此争斗不断,尽管刘湘掌控了四川大部分地方,但仍有数支实力较强的军阀存在!蒋介石通过权术分化瓦解了这些军阀,完成了中央直管四川的任务!当然刘湘以民族大义为重,主动率川军出川抗日,最终还拒绝了韩复渠的联兵反蒋阴谋,也为迁都重庆做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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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先更正题目中的一个小错误,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从来没有迁都重庆,重庆的定位是陪都、战时首都,正式首都一直在南京,虽说南京被日军占领了七年之久。其实国民政府设置陪都,并不是1937年8.13淞沪会战才有的事。

早在1932年1.28淞沪抗战爆发后,由于南京距离上海较近,容易受到日军威胁,蒋介石不得不将处在腹地的洛阳定为行都。随后虽然将改为西京的西安定为了陪都,但并没有实际搬往。

几个月后,国府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后,回到恢复安全状态的南京,一直到1937年11月搬往重庆。接下来,我们就谈一下,蒋介石为什么会选择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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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沙到昆明,没有直达的铁路,也没有条件完好的公路,只能乘火车先到广州,然后转到香港,再从海路到越南的海防,改乘滇越铁路线上的火车。

重庆、武汉、西安、广州,无论是历史渊源,还是城市地位,当时的具备陪都资格的城市四选一,同样具备资格的北平已经沦陷。最后,更后方的重庆胜出。

广州为国民政府的始肇之地,也是孙中山发起革命的根据地。但由于沿海易受日本海军攻击,加之蒋介石素来与粤系不睦,一年前才刚刚处理好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反蒋势力,并非最佳选择。

西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再加之几个月前蒋介石刚在此地遭受个人的最大劫难,印象分也不高,再被定为陪都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武汉虽没被选为陪都,实际上在武汉会战前一直是国民政府的行政、军事中枢,军事委员会也在此办公。也就是说,武汉无陪都之名,却有陪都之实。武汉沦陷后,正式搬迁到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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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国档案》统计,到一九三八年底,中国从华东、华中迁往内地的工厂达三百零四家,其中迁往四川的有一百三十四家。

参加迁移的八百多师生分成两路:身体弱的和女师生乘火车,由教务长樊际昌率领;另一路由男师生组成,从湖南进贵州,从贵州入云南,翻山越岭,晓行夜宿,艰难行走六十八天后,终于抵达昆明。

更为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已经感知到日军的战力,判断出大西南山区才是最后固守的大后方。蒋介石曾说,只要川、滇、黔在手,一定能取得抗战最后胜利。

事实证明,蒋介石判断非常正确。正是与大西南为后方依托,中国军队最终坚持到了对日军的全面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

重庆虽说也曾被日军飞机轰炸,但一直没受到日军地面部队的直接威胁,这也从侧面说明选择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决策还是比较稳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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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厂包括机器五金、电器无线电、陶瓷玻璃、化学、罐头食品、印刷文具、纺织印染、矿业等等,这是基础薄弱的中国民族工业的精华,是维持战争的工业能力的最后一点家当,也是昭示着一个民族不屈服的无声的宣言。

抵达昆明后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在日本侵略者企图彻底征服中国的时候,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一所代表着中国教育文化最高水准的大学在西南开学了,文、理、工、法商、师范共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两个专修科。

选择重庆可能还有另外一层长远考虑,担心海岸会被日军全部封锁,中国与国际的物质输送通道只能滇缅公路运输,重庆距离滇缅相对还是要靠近一些。

滇缅公路被一度被切断后,战略物质主要靠驼峰航线运抵重庆,再次证明了重庆的确为当时最合适的陪都选择。

1946年5月,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结束了重庆将近十年的陪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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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主要因为南京距离上海太近了,1932年淞沪抗战的时候,国民政府情急之下移驻洛阳办公,后来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重要决议。不过蒋介石心里很清楚,洛阳作为政府所在地,仍不算安全。至于西北方向,实在又过于贫瘠,也不是战时首都理想之地。图片 21

(南京国民政府)

四川是中国内陆大省,特殊的盆地环境使之自古以来就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区域空间,人称“天府之国”。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曾经建议蒋介石,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如果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再连接滇越路向外国联络,具有重要意义。图片 22

(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

1935年3月,蒋介石从汉口乘坐飞机第一次前往重庆,从空中俯瞰三峡,他几乎惊呆了,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不到夔门、巫峡,不知川路之险也。”只要四川、贵州、云南在我们控制下,中国就一定能够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记得九一八事变的时候,蒋介石说过,如果现在抵抗的话,我们或许三天就亡国了。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国内政治不统一,国民政府缺乏安全可靠的大后方。图片 23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好在中国地大物博,好在中国有四川。蒋介石在确认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之后,心情非常激动,“别说三年,日本人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国”。客观来讲,蒋介石在选择抗战大后方的问题上眼光是锐利的。不过四川当时属于军阀刘湘的地盘,国民政府并不能直接发号施令,想要迁都也不是想迁就能迁的。这个时候应该表扬刘湘,刘湘虽然是军阀,但他有着一颗爱国之心,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仅命令川军出川抗日,同时公开表示欢迎国民政府来重庆。图片 24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南京危在旦夕。蒋介石主持国防最高会议第五次会议,说明“迁移重庆,为三年前预定计划之实现”,希望党政军全体同志“共同一致,克尽本职,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正式向世界各国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回答:

迁都重庆的最直接走原因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攻打南京,南京保卫战失败。但是为什么要选重庆这个地方,为什么不选云南或者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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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重庆当时属于四川,还没有分出去,虽然经济落后,但地势险要,山地地形,周围崇山峻岭环绕,易守难攻,可以极大的削弱日军装甲战斗力!而武汉等长江流域这些地方,虽然经济不错,但日军海空力量强大,易于溯江而上,并不具备能与战争和可能发生战争的前线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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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平原,天府之国,无论是刘邦还是就备都把四川当成了战略大后方,从历史的角度。再一个就是重庆受到日军的飞机轰炸相对较少,云南因为驼峰航线,日军经常从东南亚出动飞机轰炸,重庆有长沙武汉的军队阻挡,相对少!

回答: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面对日本人的疯狂进攻,国军呈现出了大溃败的趋势。特别是淞沪会战,国军最精锐的部队包括蒋介石一手打造的德械师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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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知道,抗日战争将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面对淞沪地区的失守,位于南京的国民政府机关必须进行迁移,因为一旦中央机关被日本人一网打尽,对于抗日战争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而这个迁移的地方,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日本人难以进攻到地方,二是能够有效的指挥全国抗战。

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地方其实不多。位于抗日战争大后方的省份不是没有,像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藏、新疆、陕西、甘肃、青海都可以算是大后方的省份,但并不是每一个大后方的省份都适合国民政府中央机关迁入。比如说西藏新疆云南贵州青海等地方,位置太偏僻,影响力不足,像广西等地又是桂系的大本营,诸如陕甘等地又毗邻另外一股让蒋介石相当忌惮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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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蒋介石所能选择的地方,四川是最好的选择。而当时四川能够选择的城市无非是成都与重庆。而成都地处平原,很容易被日本人的飞机进行轰炸,所以说重庆是蒋介石最好的选择。

国民政府要迁入重庆,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搞定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蒋介石入川,意味着四川不再属于刘湘,将会变成蒋介石的势力范围。刘湘是一个军阀,四川是他的大本营,断然是不能让蒋介石染指的。在抗战初期,韩复榘等军阀甚至还一度联系刘湘共同对抗蒋介石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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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刘湘终究是一个有民族血性的中国人,面对日本人的侵略,刘湘几经权衡之下,选择放弃了个人利益,率领川军出川抗日,最终病死在抗日前线。

在刘湘的主动让步下,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中央机关顺利入驻重庆。

在民族大义这一点上,刘湘是真正的英雄!

回答:

在民国的军阀混战过程中位于西南地区的四川几乎成为了全国最混乱的地区:从1912年“省门之乱”到1935年中央军入川这段时期四川地区“大小战争达四百次以上”,其中“规模较大的战争就达到二十九次”,几乎每年都有大规模的混战发生。四川各派军阀在经过一系列醒风血雨的吞并混战后渐渐形成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刘湘、刘文辉、刘成勋、赖心辉、刘存厚等几个军阀巨头。1934年在军阀混战中渐占上风的刘湘多次组织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的围剿,却一再被红军打败。当年11月刘湘飞抵南京向蒋介石求援。1935年春蒋介石派遣行营“参谋团” 和上官云相等部中央军入川督导川军围剿红军,同时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和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授权他撤销军阀防区。至此刘湘得以在中央军的支持下彻底压制其他四川军阀,四川成为隶属于国民政府治下的统一地区,但刘湘本人依然在四川保留有巨大的权力。

自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以来日军又先后在上海、华北等地生事,到1935年时国民政府已对来自日本的威胁有所预感。随着包括四川在内的西南地区的统一国民政府开始把国防中心向西南地区转移。当时的四川人口较多、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能长期支撑。1935年3月2日蒋介石由汉口飞抵重庆,两天后他在重庆发表演讲声称:“就四川的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同年7月蒋介石面对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的威胁再次强调:“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1935年10月6日蒋介石又在成都的一次讲演中又指出:“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应该说从这时起蒋介石就有了将四川作为日后抗日战争中的大后方根据地的念头。

1937年8月13日—1937年11月12日国军同侵华日军之间爆发了淞沪会战,在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里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但最终到底没能阻止侵华日军占领上海。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就直接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日军随即增兵西进以图一举攻占南京。1937年12月1日南京门户江阴要塞被日军攻陷,12月6日下午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发现日军已迫近南京卫戍部队部署的第一线阵地:日军第16师团一部已渗入至汤山镇左侧后的胡塘、大胡山附近,至此南京已成围城。当晚蒋介石召集少将以上军官开会,次日凌晨5时45分他搭乘飞机离开南京,飞赴江西,由这里转入武汉统帅部。12日南京沦陷,日军随即在南京城内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6月11日由南京一路西进的日军开始进攻由南京迁出的国民政府驻地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始筹备将政府驻地由武汉迁入作为大后方的四川。

在当时的四川各城市中最适宜作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的无非就是成都、重庆二城,而其中重庆尤其显得得天独厚:重庆地处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是长江上游一大水陆码头,自甲午战争以后就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刘湘曾大力建设重庆,使其具有比西安、洛阳、成都等古城更加雄厚发达的现代工业基础,能为抗战提供充足的后勤物资补给。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部,自古以来就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巴蜀地区北有秦岭、大巴山,西有横断山脉,南接云贵高原,而日军要突破的则是东面的三峡天险。在这样的环境下日军的机械化部队的作战效率受到制约,重庆在东面还有两湖可以作为战略缓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于1938年7月17日紧急命令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驻武汉各机关限五日内全部移驻重庆。到当年11月中旬驻武汉各军事机关全部迁往重庆,12月8日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飞抵重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迁抵重庆并在重庆相继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除了国民政府极其军事机关之外,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急于逃离沦陷区的普通百姓以及工厂、银行、学校、医院也开始向重庆迁徙。由于当时国民政府控制下的船只大多用于前线战事,于是面对日寇步步紧逼的危局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指挥船队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抢运战时物资和不甘做亡国奴的难民到四川,从而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为抗战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欧洲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的;而中国抗战中这场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亲历了这场大撤退的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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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也是抗日决心的表现也是迫于形式的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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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紧接着又占领了吉林和黑龙江,短时间之内,日军就占领了东三省。此时的国民党军队,对日本只有深深的恐惧。张学良一枪不放离开了东三省,蒋介石早半年就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当然有的人说,清朝比民国还强点,清朝每次挨完打才割地赔款,民国则是被吓得就割地赔款。1928年济南大屠杀,20万蒋介石军队绕过济南城,不敢面对日本的一个师团2万多人。正是这种深深的恐惧,蒋介石的迁都计划早就开始了。图片 33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让粤系军阀蒋光鼐、蔡廷锴的19路军进行抵抗,打击日军的同时,消耗了非嫡系军队。这场战争中,蒋介石看到了日军的强大力量,开始试图迁都。一开始的计划是洛阳。因为河南自北伐后就成为蒋介石的地盘,掌握河南的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首——刘峙。

但是华北事变的发生,让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因为蒋介石在签订了《何梅协定》《淞沪停战协定》《秦土协定》等卖国条约后,发现并不能满足日本的侵略野心。日军对华北的侵略野心,让蒋介石失去了对洛阳的信心。

有人要问,为什么不迁都西安?

没错,西安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项。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在陕西的势力被张学良杨虎城清洗。虽然蒋介石很快使用各种手段把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分化瓦解,但西安距离延安太近,蒋介石太害怕!图片 34

中国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还是中国文化荟萃之地。

一时间,全中国的知名学者和亟待学成救国的青年学子云集于此,教师有吴大猷、周培源、陈寅恪、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吴有训、沈从文、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吴宓、赵九章……学生有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王希季、屠守锷、郭永怀、汪曾祺、殷海光……

这样来看的话,重庆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了。

首先要看到,四川的军阀连年混战,始终没有实现统一,杨森、刘湘、邓锡侯等人在四川都有自己的地盘,蒋介石以中央权威入川,很容易做到分化瓦解并掌握四川军政大权。

四川的省会成都不适合当首都,因为历史上以成都为首都的政权,基本都是偏安一隅的小政权。重庆最合适,一面以三峡为屏障阻止日军顺长江西进,另一面重庆的山城地形也能最大限度的防范日军空袭。

蒋介石能够顺利迁都重庆,也的确要感谢四川军阀刘湘的深明大义。刘湘不光让中央军入川,还让川军走上前线,有名的川军团血战到底,就是刘湘的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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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迁都重庆后,把四川建设成了抗日的大后方,日军兵峰最盛的时候,打到了三峡附近的宜昌,打到了云南的怒江,攻克了广西的省会桂林。重庆虽然发生了很多次空袭,甚至还有防空洞惨案,但毕竟没有遭遇到日军的直接进攻。

事实证明,蒋介石迁都重庆是正确的选择,重庆的安全,让蒋介石始终保持了死战到底决不投降的状态。

中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统辖区内,共有专科以上高校一百零八所,其中北平十四所,上海二十五所,河北和天津八所,广东七所,占全国总数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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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军投降,蒋介石带着军队坐着飞机到各地抢劫财物,抢占地盘,失去民心,最终奠定了最后的灭亡。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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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政府的迁都计划实际规划的很早。早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就对陪都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当年的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决议。

  也就是最早是关注西北,想在西北建立陪都。但当时西安洛阳所处的西北地区经济匮乏,地方势力派系众多,这两个地方又是冯玉祥阎锡山的老势力范围,蒋介石对这两个地方不是很认可。

  早些时间军事学家蒋百里就提出把国防线划定在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至衡阳一线。“此线以东地区,我宜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持久战”。

  蒋百里断言中日之战必定是持久战,津浦、平汉两路及沿海的大片国土将被敌占,战时大本营宜设于湖南西部的芷江、洪江一带。

  而当时参谋次长杨杰所写的《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中论述的所谓国防中心区,列举的也只是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并没有重庆什么事。

  这五处地方近海临沪的南京已经基本排除在外,而武汉位于华中腹地,平汉、粤汉铁路纵贯南北,长江、汉水汇流,素称“九省通衢”,近代化程度也很高,似乎是较好选择,但考虑日海空力量强大,极易溯江而上,并不具备能与战争和可能发生战争的前线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距离。所以又被PS掉。

  西安虽是古都,但此时已经破败多年,各方面设施不足以支撑首都所需。多数人倾向成都,但当时成都交通不便,而且又是川军的大本营。但都认为四川是“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1933年春,日军进犯长城各口,中国军队拼死力战。蒋介石在南昌举行“军事整理会议”上阐述了他的对日作战方针:“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

  当年夏天,内斗频繁的四川军阀战事又起,刘湘一举击败叔叔刘文辉,大有统一全川之势。于是蒋介石对西南大起关注之心,在其8月17日日记写道:“大战未起以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甚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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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局发展,蒋介石对西南的重视远远超过西北,产生了“专心建设西南”,“经营四川”的想法。而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认为:“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

  30年代中期,随着形势发展,四川替代西北成为抗日战争“战略总后方”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当时四川还是地方实力派说了算,以国难为名将四川纳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也成为蒋介石“安内攘外”步骤中的一项重要环节。

  四川自古就是一个地理特殊的地区,盆地地形造就了四川一个颇具特色的区域空间,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几乎全为层峦叠嶂的高山,川中进出外部世界的交通条件很差,尤其是川北陆路,所谓蜀道难。而四川土地肥沃,人口繁衍茂盛,号称“天府之国”。四川的中心在成都,但重心又在其他。所以有“成都之险,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之说,据四川者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方称稳固。江陵即重庆,重庆四周环山,长江和嘉陵江环绕,只有西部与陆地相连,易守难攻。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防区林立,大小军阀混战不休。早在1921年初,蒋介石就曾向孙中山建议:“四川非导入我势力范围不可”。北伐期间,四川的几支军阀武装纷纷易帜为国民革命军,但独立自治的境况没改变多少,经过多年角逐,最后剩下刘文辉、刘湘叔侄二人为川中最强者。而中原大战时,刘文辉等公开附站在“反蒋”阵营。但据守川东门户重庆的刘湘则号召重庆党政军各界“救党驱汪”。礼尚往来,蒋介石支持刘湘来统一四川,仅1931年春就一次性馈赠其五千支步枪,子弹五百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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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2月行政院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由刘湘任省主席。作为“回报”,刘湘“允许”南昌行营组建参谋团,进入重庆督导“剿共”。这为中央势力入川打下了基础。

  1935年2月,新一届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正式成立。3月初,蒋介石从汉口搭机飞渝,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川省土地,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不到夔门、巫峡,不知川路之险也。”

  蒋介石在重庆明确提出了“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的想法。不久,势力相对较弱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知难而退,被迫辞去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五军军长等职,国民政府随即掌控黔省。

  在巡视云南后,蒋介石思考抗日方略,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线;以洛阳、襄樊、荆(门)宜(昌)、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为核心;甘滇为后方。”7月上旬,中央宪兵第5团和炮兵第2、第3营先后入川,刘湘同意让出重庆,迁移省政府至成都办公。蒋介石接着又通过设立“委员长行营”、组织峨眉军官训练团等措施,大力整顿四川的军事、财政和交通设施,有效加强了国民政府在川省的影响。

  伴随南京中央势力在四川、贵州渐渐站稳脚跟,蒋介石信心满满:“我方军事与政治重心全在四川。”并一再声称“只要川滇黔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十八个省中的十五个省,只要四川、贵州、云南在我们控制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从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国”。

  回顾历史,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大多数人从持久战略出发,把西南地区作为抗战的战略后方和根据地,整个过程用心良苦,实践证明完全正确。同时刘湘在抗日问题上的顾全大局,为在抗战爆发后建立以四川为中心的后方根据地创造了重要先决条件。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日军攻占北平、天津之后,兵分三路,沿着平绥、平汉、津浦路向西、向南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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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1月16日,蒋介石主持国防最高会议第五次会议,演讲《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说明“国民政府迁移重庆,为三年前预定计划之实现”,希望党政军全体同志“共同一致,克尽本职,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达汉口,随即正式向世界各国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明确揭示了迁都重庆的动机和意义:“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而刘湘当时率部出川抗日,病倒在汉口万国医院静养。国难当头,身卧病床的刘湘获悉后立刻致电林森表示:“谨率7000万人翘首欢迎”。未料出师未捷,两个月后刘湘突然病重不治,留下遗言,激励所部将士“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刘湘逝世后,国民政府对其大力褒扬,追赠陆军一级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明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

  自此,重庆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历经磨难,为取得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不屈之城”、“英雄之城”。

  在抗战胜利日之际,我们再次为抗战做出重大牺牲的四川、重庆和全部为抗战努力的人们致意最高的敬意。

早在一九三二年,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时,就曾大规模地轰炸上海的同济大学、持志学院、上海法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

至今为中国人深情记忆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校训是:刚毅坚卓。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飞机轰炸天津南开大学数小时之久。

同时西迁的中国著名学府还有: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大夏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浙江大学……

在整个侵华战争中,日军有意识地把中国的各大院校作为破坏目标,先后有选择地重点轰炸了上海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南京的中央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等二十三所著名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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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一九三七年始,除个别的教会学校之外,中国国土上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开始了向西南的迁移,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迁移奇观。

文化不死,民族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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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国土生存欲望之顽强、承受磨难意志之坚韧,世所罕见!大迁移途中的课堂上,师生们在山野茅棚下,阅读着中华文明史,这部历史证明“纵使天崩地裂,民族绵延不绝”。

毫无疑问,中国高校的迁徙与国民政府的远见卓识密切相关。国民政府深知,保存中华民族的教育和文化与守卫这片国土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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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于支撑战争而万分紧张的财政资金中拨出专款,对所有迁移的高校提供了一系列政策上的保障:给予内迁的高校师生生活救济;发放教育津贴、教育无息贷款以及减免学杂费用。

真正代表一个民族不屈意志的是人民。

国民政府希望这个国家优秀的学者以及年轻的学生在战争环境下把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顽强地进行下去。

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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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在一九三九年到来之际,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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